熱解讀7月14日，習近平主席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通電話。他在通話中表示，“疫情發生以來，中新兩國政府和各界互施援手，守望相助”，并特別提到了“快捷通道”和“陸海新通道”這兩條“通道”。

這是兩條怎樣的“通道”？兩條“通道”背后有著怎樣的籌備和規劃？又與當前復工復產和全球貿易復蘇的大背景有何關聯？央視網《熱解讀》帶你一一了解。

時間回到今年5月，14日，215名韓國企業工程師飛抵天津；20日，韓國企業170余名員工趕赴廣州；21日，104名韓籍技術人員抵達鹽城……

一批又一批韓國企業、商界人士通過“快捷通道”來到中國復工復產。

“快捷通道”一詞，出現在今年4月召開的中、韓兩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合作機制第二次視頻會議上。雙方同意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就重要商務、物流、生產和技術服務急需人員往來建立“快捷通道”。

“快捷通道”辦法規定，相關人員履行對方國家必要的行政審批程序后可以申請簽證，經健康檢測、檢疫檢測合格，即可進入對方國家，并按照閉環管理原則開展正常活動。該辦法大幅縮短了韓方人員進入中國后的隔離時間，同時中方健康人員入境韓國后，無需再隔離，只需每天申報健康情況。

5月13日晚，習近平主席與韓國總統文在寅通電話。他在通話中贊賞中韓抗疫合作富有成效，詮釋了“好鄰居金不換”的道理，同時特別強調了“快捷通道”保障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物流鏈順暢運行的重要意義。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大背景下，中國與韓國率先開通“快捷通道”是一次有益嘗試，為全球抗疫積累了經驗，樹立了合作典范。

此后，中國-德國“快捷通道”、中國-新加坡“快捷通道”、中國-緬甸“快捷通道”、中國-柬埔寨“快捷通道”……中國不斷與多個國家推進建立“快捷通道”，促進了全球貿易復蘇，維護了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目光再轉向“陸海新通道”。

2017年2月，中國與新加坡就中新（重慶）項目舉行合作會議，確定了一條重慶經廣西北部灣港，再通往新加坡的戰略通道，稱之為“南向通道”。

相較于原來西部省份貨物經由東部地區出海運往東南亞，“南向通道”可以節約20天左右。此后，隨著更多中國西部省份、東南亞國家參與，“南向通道”輻射范圍不斷拓展。一年多后，“南向通道”正式更名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簡稱陸海新通道。

2019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他指出，共建“一帶一路”，關鍵是互聯互通。“中國將同各方繼續努力，構建以新亞歐大陸橋等經濟走廊為引領，以中歐班列、陸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為骨架，以鐵路、港口、管網等為依托的互聯互通網絡。”

與“一帶一路”相銜接，“陸海新通道”的戰略意義愈加凸顯。此后，《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印發，規劃輻射西部12個省（區、市）和海南洋浦港、廣東湛江港等地。今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發布，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進一步加大西部開放力度。這也將是指導今后西部省份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2013年金秋，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提出了“一帶一路”偉大構想。六年多來，“一帶一路”倡議不斷編織我國“朋友圈”。

今年上半年，盡管受到疫情影響，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只微降0.9%，達4.2萬億元。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國中西部地區進出口總額增長5.7%，達2.38萬億元。

6月22日晚，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赴浙江調研，作出“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的科學判斷。

5月，與全國兩會經濟界委員交流時，習總書記又指出“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的發展方向。

6月份持續開展的“云外交”中，習近平主席同樣強調了“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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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則共進。著眼于“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如何走出低谷、恢復發展？習近平主席提到的這兩條“通道”，正是我們用實際行動踐行的中國答案。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網）